一、法院软硬件条件不断升级，远程视频效果清晰

本次庭审全程基本上都没有卡断，画面清晰、视频音频同步率高。庭前法院技术人员也就笔录签字等操作细节问题进行了指导说明，为保证庭审顺利进行提供了全程技术支持；法官为了庭审效果，更为注意提问的音量、语速，以及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因远程在线开庭和现场当面开庭相比，书记员的记录难度肯定有所增加，为减少遗漏错误书记员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避免庭后大面积修改笔录。总体来说庭审效果，法院从技术上是可以提供充分保障的。

二、法院工作量有所增加，技术与审判深度配合

本次开庭从法院准许外地代理人远程参与庭审，到正式进行远程开庭直播录像。法院的法官、书记员和技术人员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全部的通知与法庭设备调试等工作。通过各方的努力，广州中院在开庭前一天下班之前，通知和指导了两位外地代理人完成了“广州微法院”诉讼平台注册和身份认证，以及在法庭进行了一次庭前音视频设备测试工作，以确保“在线开庭”的效果。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中院现在采用的“广州微法院”小程序的“在线开庭”功能操作和使用都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微信就可以搜索使用，无需下载其他app。

三、节省经济及诉讼成本，便利当事人

对于外地当事人和代理人而言，减少异地流动和远程出行，首先是健康防疫需要，同时也带来了时间成本、差旅住宿等经济成本降低。因本次“疫情”传染性较强，并且潜伏期长，因此作为社会组成的每一个个体和单位，无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随着复工复产在湖北外地区逐步启动，法院的审判工作压力也逐步提高。如果有部分案件，能够通过远程在线解决，既能减轻法院审判压力，又能节省各方面社会成本，不失为科技为诉讼提供辅助的一种“利好”选择。

四、存在问题以及思考

本次庭审从技术和程序上虽然顺利完成了，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既有个案问题，也有一些共性问题，在此一并提出，挂一漏万以期各位加以斧正。

首先说个案问题，对方代理人当庭增加了上诉请求，并且提交了补充证据，法庭询问并给予了我方新的答辩期。客观上确实导致了本次庭审无法一庭闭庭，但法庭依然充分保障了在线一方代理人的各项程序性权利。“疫情”期间能够组织一次庭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不容易，因此能够在庭前或者庭下解决的问题，应尽量提前向法庭提出或者与对方尽量协商处理。虽然属于个案，但在我国目前司法环境和诉讼习惯之下，还是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和配合来营造良好的诉讼环境。

此外受技术条件限制，“广州微法院”在线开庭的笔录一旦上传给代理人在线签字确认，就无法撤回修改，即使代理人发现了笔录中的错误，也只能庭后到场修改。由于本次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开庭方式，那么出庭代理人的修改和在线修改同步确认的问题未来也需要得到解决。

共性问题上，笔者和几位律师同行就在线开庭问题行进行了交流，并就此问题专门请教了司法系统的同仁。因远程开庭尚属于技术上的新尝试，近几年可能只在互联网法院和知产法院广泛适用过。有些法院限于软硬件技术条件，无法在线开庭或者无法适应短期大量案件远程开庭的需要。

除了充分发表辩论意见，庭审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和环节是质证，双方需要出示和交换证据原件进行核对，这个工作是目前远程开庭中无法“完美”解决的。除非双方证据都是电子证据，并经过公证或可以庭前通过邮寄送达等其他方式进行交换确认的，当前和短期内证据原件的核对问题，已成为远程开庭的最大障碍。

线下开庭的另一个重要优势是使庭审具有“仪式感”，这是线上开庭所不能具备的 “先天”不足。庭审的仪式感，既是诉讼程序价值所保证的一个核心目标，也是诉讼传统或者说“法律生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这种权威庄严的现场气氛，是线上开庭所无法比拟的，在高速发展的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冲击下，这样的传统是否还会一成不变，无人能够断言。

以上这些个案或者共性问题，是否存在解决方案，需要我们共同探讨。远程开庭本身适用于争议不大、证据或案情不复杂的案件，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法院审判方式的不断推广，在一、二线城市的很多律师和代理人都已经尝试或者参加过这样的庭审。尤其是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类案件适用在线开庭，必然会越来越普及。同时，对于商事案件，可以考虑借鉴“仲裁”案件的经验，如果双方庭前已经同意或者进行过充分的证据交换，则在线开庭也并非不能广泛适用于法院“疫情”结束后的诉讼中。商事纠纷案件的处理，本来就因“商人”间追求高效快捷的解决问题和争议，而被认为更具有理性，比较适合作为线上审理的突破口。但是需要各方不论是裁判者还是当事人和律师，相互之间充分信任和高度配合，不仅出于对诉讼程序和司法环境的信任，也要出于对“商主体”个体追求效率的信任，进而降低彼此沟通成本。